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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马迁受辱说开去

[作者: 更新时间:2020-03-26 文章录入:九龙坡政协 浏览量:270]

 

何宇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汉武帝派李陵(汉朝名将李广的孙)出击匈奴,因寡不敌众,李陵兵败投降。

这在当时某些人看来,李陵投降匈奴既败坏了“李氏家族”的声誉,又是对汉家朝庭的羞辱。而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却与很多人不同,他认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他说,李陵有可能是在等待时机立功报效汉朝而已。因为,在司马迁眼里,李陵素“有国士之风”,“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然而令司马迁没想到的是,他却因此触怒了汉武帝,“因为污上,卒从吏议”,因为涉嫌欺君之罪,武帝最终同意了法吏的判决。于是司马迁面临三种无法抗拒的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甘受“腐刑”。在“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的情况下,为了完成自己“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他于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甘心下“蚕室”“就极刑而无愠色”。

司马迁受“宫刑”一事的是非曲直我们暂且不论,但是,透过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

我们当然不能说,2000多年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治国家了,但是秦汉时期的中国的确是有法可依的,统治阶级已经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定了《秦律》;汉朝建立之初,汉高祖令萧何“参照秦法”,制定了《九章律》,汉《九章律》无论其内容和形式都较之《秦律》有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其后,武帝大加增添,作《越官律》二十七篇,“法典益备而禁网也益严”。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中央最高的司法机关是廷尉,重大案件均由廷尉审理。

过去,我们一直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都是“人治”,有所谓“刑不上大夫”之说。其实,大谬不然也!在汉朝,大夫一职分为上、中、下三等,太史令当属下大夫之列,司马迁在武帝时任太史令。如果按照此种逻辑司马迁就应该免于刑法了。那么,“刑不上大夫”又该作何解释呢?“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句出自《礼记.曲礼》,意思是“不为庶人专门制定礼仪(庶人有事以士礼行之),大夫不按一般刑法议罪,而另有官刑”。可见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官员犯了法就可以免于处罚”的概念。司马迁在《报仁安书》中写到,“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刑不上大夫”这是说作为士人不可不勉励自己。换言之,是作为官员用以自勉的话。

再者,秦汉时期对官员的管理也是比较严厉的,并且主要体现在制度设计上。秦统一后,在中央政府设置了三名最高级官员,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掌管全国政事,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则被赋予监察百官之职。武帝时期,这种监察制逐渐演变为刺史制度。所谓“刺史”,即是汉中央政府用以督察各郡的官员。武帝在元丰五年(前106年),正式分全国为十三个监察区,名曰“部”;每部设刺史一人,以督察所属各郡国。刺史每年按期巡行各郡国,遇有地方官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凌暴寡弱、刑赏冤滥、割损政令等不法行为,即可向中央举报弹劾。刺史因为代表中央监察地方,权威甚重。两汉时期,上至朝庭大员下至地方官员,只要犯了国法同样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前文说到李陵因兵败投降,就曾被依法处以“夷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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