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搜索
您现在的位置:政协首页>>学习园地 >>正文

参政学习资料(第二期)

[作者:易胜博官网平台社法文史委 更新时间:2012-04-17 文章录入:九龙坡政协 浏览量:3074]

参政学习资料

 

[编辑说明]219,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了帮助政协委员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社会法制学习文史委结合今年政协将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专题议政会,从“领导讲话”、“权威解读”、“专家访谈”“媒体链接”等方面编辑此《资料》,以期能为委员学习提供帮助。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胡锦涛(1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周永康(2

●解读“十二五”规划建议: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魏礼群(5

●社会管理的核心是推进有效分权………………………竹立家10

●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是幸福的生活……………………丁元竹12

●《望》文章:社会管理考验“中国智慧”…………………(15

 

 

 

[领导讲话]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胡锦涛强调,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

胡锦涛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我们不断就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制定方针政策、作出工作部署,有力推进了社会管理改革创新。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建立了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构建了社会管理组织网络,制定了社会管理基本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我国社会管理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是适应的,我国社会大局稳定,社会形势总的是好的。

 

胡锦涛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这为我们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打下了重要物质基础。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要增强紧迫感、又要长期努力,加强实践探索和工作落实,深化认识,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开拓创新,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日上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周永康说,胡锦涛总书记在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深入分析了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任务、重点工作,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对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第一责任,切实抓紧抓好。

周永康指出,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切实转变社会管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努力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让群众感受到权益受到保障、心情更加舒畅。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发挥好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他律、互律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社会管理合力。树立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理念,及时发现矛盾问题。注重从源头加以解决,不断增强社会管理的前瞻性、主动性、有效性。树立统筹兼顾、协商协调的理念,正确反映和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尽可能通过平等沟通、协商协调、教育引导等办法进行社会管理。树立依法管理、综合施策的理念,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形成依法办事、守法光荣的社会风尚,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引导群众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同时综合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进行社会管理。

周永康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场改革,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正确处理发挥传统优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绝不能全盘否定过去,另搞一套。要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借鉴国外有益成果,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各级党委要提高引领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群众谋利益的战斗堡垒,让广大党员在服务群众中体现先进性。各级政府要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要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形成与党委、政府互联互补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要动员组织群众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努力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周永康指出,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创造了不少社会管理新经验。比如,把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延伸到流动人口身上,使他们进入城镇社会管理工作范畴;对特殊人群实行特殊关爱,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培育综合性社会组织,努力把各类社会组织纳入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组织体系;实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在征地拆迁中充分保护群众利益,努力实现征地拆迁一片、安定和谐一片;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危机管理能力;整合基层资源和力量,形成社会管理合力;加强信息化建设,提升社会管理效能和服务质量。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学习推广好这些成功经验,及时转化为社会管理的政策措施、长效机制、制度规范。

周永康强调,要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要完善居民身份证制度,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提高对实有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在经济组织管理方面,要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协商机制,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要建立分类发展、分类管理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在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管理方面,要建立联合管理机制,保护正当交往合作,依法加强管理;在互联网管理方面,要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严格管理、企业依法运营、行业加强自律、全社会共同监督的综合管理格局,促进健康发展;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要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主动依法维护群众权益,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在社会治安方面,要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加大对严重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种犯罪的防范打击力度,又着力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要建立社会诚信制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在精神卫生方面,要建立预测、预警、疏导、救助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社会成员的心理问题,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

周永康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更加注重社会公正,更加注重宣传教育,为从源头上根本上基础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创造条件,努力走出一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之路。

 

 

[权威解读]

魏礼群解读“十二五”规划建议: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新华网北京12月6日电(记者刘奕湛、吴晶)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是我们党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出发、科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作出的战略决策。

  正如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魏礼群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所说:正确把握和全面贯彻落实《建议》作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一重大决策,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没有社会管理就没有科学发展

  记者:为什么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任务和途径?

  魏礼群:社会管理,是指党委和政府以及其他社会主体,运用法律、法规、政策、道德、价值等社会规范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不同领域和各个环节进行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相关,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它的核心目的是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主要任务是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控制社会冲突,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生存和发展环境。

 没有社会管理就没有科学发展。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重大贡献,就是明确提出“十二五”规划的主题是科学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既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着四方面意义: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更好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增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协调性,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地区发展,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才能落实科学发展的统筹兼顾的要求;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才能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总之,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才能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发展环境。

 社会管理既要加强,更要创新

  记者:当前加强社会管理的挑战和任务是什么?

  魏礼群:加强社会管理是在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深刻认识我国现代化事业面临的新情况新任务所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一方面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凸显出来,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管理越来越重要,任务越来越繁重,社会管理也随之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当前的关键,是要从思想上、工作布局上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彻底克服轻视、放松社会管理的思想和做法。一要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公民个人信用制度,健全违反社会公共行为准则的惩戒制度;二要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健全预防预警体系建设,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实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三要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和依法办事能力,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能力,加强社会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提升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着力提高社会管理快速反应力;四要加强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多渠道、多方位选拔政治素质好、业务素质好的人员,充实加强社会管理队伍。

 

记者:为什么在“加强”的同时还要强调“创新”?

  魏礼群: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社会管理,但由于多种原因,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经济建设“一手硬”、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一手软”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社会管理工作薄弱,社会管理法制不健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社会管理能力建设不足。这些问题还在于,由于传统的社会管理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还没有完全改变,社会管理的方式和手段陈旧、单一,以致社会管理效果不佳,甚至有的事与愿违。因此,社会管理既要加强,更要创新。

  创新社会管理,首先是创新管理理念。一要准确把握当前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决改变那些片面地认为社会管理就是单纯“管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二要实行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柔性管理、人性化管理,推动社会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从各个领域、各个层次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还要做好五方面的创新:在管理主体上,要从单纯重视政府作用向社会共同治理转变,从传统的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在管理方式上,要从偏重管制控制向更加重视服务、重视协商协调转变,更多地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教育、协商、疏导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在管理环节上,要从偏重事后处置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使社会管理关口前移。在管理手段上,要从偏重行政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更多地运用法制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手段。在管理制度上,要坚持加强源头治理体系建设、强化动态协调机制建设、推进应急管理制度建设,构建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规范、机制和制度体系。

  总之,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实现从以政府单一主体、以单位管理为主要载体、以行政办法为主要手段、以管制为主要目的的传统模式,转向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管理良性互动、社区管理与单位管理有机结合,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管理与服务融合、有序和活力统一的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使社会管理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以及与建设和谐社会要求相适应。

必须健全社会管理格局

  记者:如何理解《建议》提出的健全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

  魏礼群:《建议》提出,要“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负责是关键,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四位一体,有机联系,不可分割。这是对我国多年来社会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管理的客观要求,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切实加以遵循。

  党委领导,就是要发挥党委在社会管理格局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合理配置党政部门社会管理职责权限,切实解决多头管理、分散管理、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的问题。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要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善于舆论引导,充分发挥各种媒体作用,不断提高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政府负责,就是要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做到职能到位,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行业和中介组织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干预。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应当管住管好。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考核机制,研究制定科学的社会管理考核指标,把考核结果作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奖惩和使用的重要依据

   社会协同,就是要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要加强以城乡社区为重点的基层基础建设,推动包括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等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责任。

  公民参与,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国家人民管理的作用,引导公民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管理。要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能力,加快组建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大力发展信息员、保安员、协管员、巡防队等多种形式的群防群治力量,健全社会志愿者服务长效机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重大任务,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建议》提出的要求,紧紧把握科学发展的要求,大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有力保障。

 

 

[专家访谈]

竹立家:社会管理的核心是推进有效分权

  专家认为,未来30年,中国进入一个“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新发展时期,其管理模式应由政府管理向社会共同治理转变。

  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要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解读:“以十七届五中全会为标志,未来30年,中国进入一个‘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新发展时期,其管理模式应由政府管理向社会共同治理转变。社会共同治理的核心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有参与权、知情权与表达权,其实质就是实现有效分权。这样公共政策运行更公正、更合理、更能体现民意与民情。”

  竹立家还就此作了进一步阐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问题发生了重大转变,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建立“良性的社会运行体制”,消除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性”社会。

  竹立家认为,社会建设的基础是“社会结构性”改革。社会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权力配置”和“权力运行”体制机制的结构性改革。社会资源和价值分配的合理性源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而合理的公共政策离不开人民群众民主的“政治参与”。

竹立家认为,社会建设的基础是“社会结构性”改革。社会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权力配置”和“权力运行”体制机制的结构性改革。社会资源和价值分配的合理性源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而合理的公共政策离不开人民群众民主的“政治参与”。

  竹立家指出,社会结构性改革是指社会资源与价值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其政治和道德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实现社会稳定的、持续的和良性的运行。资源和价值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公共品,由谁来参与分配,如何分配才能实现公平正义,才具有政治和道德的合理性,才能把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具有“现代性”社会的基础。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重要资源和价值被一部分人乃至少数人所占有和垄断,或被强势利益集团和利益联盟所瓜分,那么社会的“发展链”就会断裂,社会就会失序并进而陷入混乱状态。

  竹立家还就社会组织建设的实现途径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建设必须实现三大改革:一是降低门槛,由挂靠和审批制度转为注册和登记制度,政府把社会组织管理的重点放到对其运行的监管上。

  二是要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大力发展村民、社区等自治性组织,发展自发性、自主性的行业协会、合作社、具有中介性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具有社团性质等社会组织,并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对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监管。

  三是要有序地转移政府职能,让社会组织能充分发挥其社会治理的职能和作用,通过合同出租或购买,让社会组织承担一部分社会治理职能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社会的“共同治理”。

 

 

丁元竹: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是幸福的生活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被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战略转型的机遇与矛盾突发的风险并存。唐太宗李世民曾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来告诫后人,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时回答“国之命在人心”。由此可见,要保持各方面的平稳发展,以消除及减少社会问题发生的社会管理显得格外重要。
  面对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冲击和信息化大爆炸的来临,中国在社会管理的道路上如何才能走得更加顺畅?312日,著名社会学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走上岭南大讲堂为听众娓娓道来。

社会管理是社会领域的宏观调控
  我理解的社会管理是社会领域的宏观调控。社会管理一方面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的公众政策、福利政策,以及社会政策等等来消除贫困,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
  过去我在北大做志愿者服务研究的时候,每次开会都有人要求要坐主席台,提出这种要求的大都是民间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认为好多领导干部都坐主席台,所以他们也要坐主席台。由此可见当我们建设所谓的公民社会也好,进行社会治理也好,其实本身从事这方面的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公民社会的真正的价值是什么。所以,社会管理的顺利进行,需要社会价值体系的支持。
  当前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就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说收入差距的问题、社会公众服务问题等等。
  然而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压力可以缓解,但是不会消逝。要想缓解压力,在提高社会自身的治理水平的同时还应进一步提高公民的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的发育、发展。因此,如果有一套很好的制度,没有好的理念和好的价值体系,这套制度的实施肯定要打折扣。

  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密不可分
  中国基层的社会管理体制非常庞大,包括社区和农村的村委会等等。那么,建立一个好的基层组织对于整个社会的管理都显得十分重要。在政府层面上,基层公共服务与基层的社会管理实际上应该是一起规划建设,不能分开的。然而不论是公共服务还是社会管理都是要保持社会的环境,最终都要为人民提供一个健康良好的生活条件。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合作建设人民的社会生活,提高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质量。
  好的基层问题会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我个人的理解是在政府层面上,基层公共服务与基层的社会管理实际上是不能分开的,它应该是一起规划,一起建设。我在西部曾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政府给每个村子20万块钱搞公共服务,让基层自己决定用途。但是,政府把这个钱怎么使用是有规定的,第一不能发工资,第二不能分,第三也不能还债,必须搞公共服务。但具体公共服务怎么搞,农村自己去设计,缺路就修路,缺卫生设施就搞卫生设施,缺文化设施就搞文化设施。至于谁来决定?村民议事会来决定,村民小组来决定,村民小组派个代表来决定。
  所以,在西部就通过这样一个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催生了基层的社会治理,这个治理经过一两年的实践现在搞得非常好,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肯定。这种好表现在哪里?两个方面:第一,过去我们总是管理者想好,给他搞学校、搞公路,结果有些农村有学校了还搞学校,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农村根据他们的需求自己决定,这样公共财政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第二,由于这些事情都是农民自己决定的,所以他也不上访,没有意见,社会矛盾就少了。所以,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是不能分开的,必须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把问题搞好。

  社会管理的完善关键在于公民意识
  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交往的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面对新形势,第一要发挥社会规范的基础性作用。包括心态的约束和道德规范两个方面:心态的约束是个人自身内心所确定的价值标准、信仰标准,这一点最为重要;道德规范是指各种道德规范会对人们形成约束。

  第二要进一步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要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夯实社会基础还必须推动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处理好权利和责任的关系,但关键还是要鼓励人民具有公民意识,即一种公民对社会的责任。从去年发生的许多问题中可以看出中国公民的意识正在不断上升,像“我爸是李刚”、富士康事件、郭德纲弟子打人事件、各地校园袭童事件、方舟子遇袭事件等等,公民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参与到社会的管理中来。

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东西方社会格局的差异”为社会学界普遍接受。西方是一个团体格局。比如美国,先有社会后有国家,这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用通俗的话来说,团体格局“就像一捆筷子”,你把它捆在一起了。而中国以及很多东方国家则是一个差序格局。举个例子,比如往一个盛满水的杯子扔东西,水纹会由中心往周围扩散。中国社会的中心是什么?是家。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如何发展社会组织、实行社会治理是每一个从事社会管理的人都要研究的问题。

 

 

 

 

 

 

[媒体链接]

望》文章:社会管理考验“中国智慧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其名著《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揭示的,在后工业化时代,人类正步入“风险社会”。当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交织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遭遇社会转型拐点。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教育、医疗、住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热点领域不断积聚能量,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消极腐败现象和严重犯罪活动影响严重,还有一系列天灾人祸给公众内心带来的颠簸、震动,无不令中国人对于“风险社会”的体味更加深刻。

  而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不协调、不科学、不可持续的负面效应和社会断裂,集中投射、释放于社会层面,对社会管理的压力重负不言而喻。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能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发展局面,几乎决定了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中国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有着超高的风险系数。

  一面是无“主管机构”的新单位、社会人不断增加,人口流动加剧,网络行为活跃,需要大幅增加社会管理和服务资源投入;另一面是社会管理体制中多头管理与管理真空并存,管理队伍“质”、“量”告急。

  一面是征地拆迁、劳资矛盾、就业压力等社会矛盾大量产生,社会阶层固化、对立趋势渐成,部分社会成员道德失范、年轻一代价值取向“神马都是浮云”;另一面是社会管理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会用,执法无力与执法暴力、行政傲慢与行政无能并行。

  面对现实,要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需要首先弄清社会管理事务中哪些是政府该管的,哪些是不该管的?该管的用什么方式管,该放的肯不肯放,放了交给谁?还有,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中哪些价值观念应该继续秉持?哪些管理方式可以率先起效,起到减压阀、出气口的作用?从另一个维度看,政府已然无法延续“一方独大”的管理模式,需要社会力量及时融入,使“大社会”名副其实。但政府放权了,社会力量能顶上吗?这也需要政府给予时间、空间,孵化、扶持、培育,扶上马再送一程,分散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健康有序的“自组织”,其间还不可缺少精英阶层的实际参与。

也许,通过摸爬滚打,在社会管理实践中能摸索出一些有效手段、技术,但这还不等于就拥有了社会管理的智慧,让人民顺心,相对于“管理”,老百姓更需要的是“服务”。俯下身去倾听,人民群众会告诉我们,大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管理服务,怎样才能管理好社会。“诚意+技术”,才是开出社会管理智慧之花的基础。

  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处在“亚健康”状态,急需对症下药,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里,让社会管理走到健康的轨道上来。

  带着愿景,具有特殊时间坐标的2011年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物价还会涨吗?房价能降吗?拆迁能依法了吗?治堵能见效吗?收入分配能公平些吗这些被带入新年度的问号能否拉直,相关因素很多,但社会管理能否给力成为关键。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社会管理面对的新挑战、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社会管理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依然燃点较低。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相对于经济建设而言,社会管理的“表情”绷得较紧。无论是已开启的“十二五”,还是在战略机遇期的下一个10年,社会管理的成败直接考验着“中国智慧”。

  “四个维度”折射社会“表情”

  “纠结”,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管理“心情”的生动写照,由此而产生的“表情”自然轻松不起来。以下四个维度更能折射出社会管理的“表情”。

  “宁信访不信法”。信法是调解一切社会纷争的基础。然而,现实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信访不信法”倾向。不管是民与官的矛盾,还是民与民的矛盾,信访似乎成为解决矛盾的一种习惯心理。行政资源比法律资源有限,大量的信访案件难以得到及时处置,积案迅速增加,处置难度加大。法律资源虽然丰富,但分享法律资源的成本却很高,尤其是时间长、费用高的打不起官司现象,与人情案、金钱案的打不赢官司现象并存,加剧了社会“不信法”的程度。

  “公权强私权弱”。公权力与私权利达成相对平衡,是减少社会矛盾的内因。但目前部分领域、地区、环节,却存在公权力频繁损害私权利的严重问题,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中尤为突出。与私权相比,公权力本就处在强势地位,需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但少数行使公权力的部门或干部,却屡屡侵犯私权利,引起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命案发生。公权力肆意妄为不仅破坏了平等、法治的精神,还诱发了负面社会情绪,导致社会管理难度增大。

  “个体诱发群体”。近些年来,一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引起社会管理者的警觉,事件的起因只是源于一个个体矛盾,但最后却酿成了大规模冲突。最典型的是安徽池州事件,起因是一个孩子用石块划了一位老板的汽车,老板生气打了孩子。一个简单的纠纷,但却导致上万人参与,发生打砸行为。个体矛盾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反映了“无直接利益冲突”升级的新趋势。个体靠群体来维权,群体拿个体来说事,这无疑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挑战。

“网下冒烟网上燃烧”。社会从来都不会是风平浪静的,更何况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社会阶层深刻变动,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社会心理深度撞击。在传统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矛盾往往是物理隔断的,彼此之间“串烧”的少,社会群体之间也很难实现大范围的沟通,社会情绪的传染烈度较低。但在网络时代,局部冲突易被放大,社会矛盾交织难辨,社会情绪加速感染,出现“网下冒烟网上燃烧”的新势头。“日记门”“香烟门”“报销门”“回扣门”,这些网下“不轨行为”经网络迅速传播后,变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在成为社会管理新工具的同时,也正成为社会管理的难点。

“表情”背后的四个“不适应症”

  这些社会“表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阶段的社会心理。从已经发生的事件不难看出,一些滞后的社会管理理念也在加剧着“新表情”的出现。面对“新表情”,社会管理者却出现了不适应症状。

  “守法不适应症”。依法行政是各级政府自身建设的首要目标,然而法治意识淡薄却是少数政府人员、公职部门的典型症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管理事务中,他们不是法治精神至上,而是长官意识、部门意识占上风,随意决策,主观臆断,导致一些公共管理政策或行为严重偏离群众意愿,甚至完全背离社会管理规律,结果越管理越乱,越管理群众越不满意。

  社会的成熟程度,决定着社会管理的质量,成熟的社会要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赋予的权限里审慎履行职责。但现状离群众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比如部门利益时常侵占公共利益,部门立法还没有彻底纠正,公职人员权力寻租时有发生,等等。守法,是社会的底线,也是社会管理的基石。如果社会管理者自身还存在“守法不适应症”,必将贻害无穷。

  “限权不适应症”。当前,社会矛盾滋生的一个诱因就是社会管理者不当行权,在一些领域、一些环节,社会管理者的权力膨胀得很厉害,“强权”色彩十分浓厚。近年来屡屡发生的跨省逮捕所谓“诽谤者”的行为就是一个有力例证。这些公职部门或公职人员动辄挥舞着权力大棒,不允许公众有半点“不敬”,面对舆论监督,他们不是内省而是千方百计通过“抓人”来消除所谓“负面影响”。

  社会管理中还存在大量权力不受制约的现象,比如拆迁补偿协议还没谈妥,拥有推土机指挥权的人就野蛮地把房屋给推倒了,如此霸道的权力怎能管出和谐社会来?对那些习惯了不受约束的管理者来说,限制他们的权力无疑是“革他们的命”,他们会百般抵制、极端不适应,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化小不适应症”。矛盾化解在小、化解在萌芽,是低成本管理社会的前提。当前,社会利益主体多元、人员构成多元、价值判断多元,出现小规模矛盾冲突实属正常,社会本可以通过“把矛盾化解在小”的办法来调解矛盾,维持社会的动态稳定。但目前社会管理者发现和处置“小矛盾”的能力尚缺。

  客观上说,一些小矛盾的确难发现,但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主观上的确存在不重视小矛盾的思想倾向,通常凭人数多少、冲突强弱来看待矛盾的大小,而不是从潜在风险和关联度来认识矛盾。比如社会普遍用“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等这样的名称来表达对社会分层的理解,其中蕴藏着对机会不公的不满。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中,一个家庭富裕的学生与一个农村学生之间的矛盾,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为一起群体性事件。但在不少社会管理者中,这样的警惕和判断是麻木的,甚至是缺失的。

  “监督不适应症”。监督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对于社会管理者而言,尤其是那些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管理部门或管理人员来说,监督是保证他们手中权力不变形、不寻租、不滥用的利器。但实际上,一些管理者却对监督很不适应。近两年来,网络曝光了一批“官二代”定向招录公务员或提拔行为,引起社会反响。但有些管理部门或管理者却对此不以为然。从这些行为的实施过程中不难发现,社会管理者带头破坏了社会公平规则,用隐蔽的方式排斥监督。要不是网络介入,这些行为恐怕很难被发现和纠正。

探寻社会管理三剂“良方”

  社会系统犹如人的肌体,而社会管理如行医术。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处在“亚健康”状态,急需对症下药,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里,让社会管理走到健康的轨道上来。

  摸准新时期群众工作脉搏。群众工作丢不得,这是全社会的共识。但新时期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却需要在实践中探索。首先要变“车下去”为“心下去”,跟群众交朋友,倾听群众的心声,把群众放在心坎上。一段时期以来,干部出门有车坐,虽然下基层更便捷了,但却与群众隔着车窗玻璃。群众反映,路通了,干群之间的心却离得远了。因此,光“车下去”、“身下去”还不行,干部的“心下去”才最重要。

  二是变“灌输”为“协商”。“通不通三分钟”,这样灌输式的群众思想工作在特定时期管用,但是今天的群众工作不是单纯的思想工作,还包含利益分配、权益保障等内容。因此,与群众坐下来一起协商,一起讨论,形成体现多数人意愿的决策,是群众工作的新内涵。

  三是变“为民作主”为“让民作主”。在解决社会矛盾、研究发展问题上,尊重群众意愿、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非常重要,管理者要改变“为民作主”的传统思维,创造“让民作主”的条件和氛围。

  四是变“送温暖”为“送公平”。对生活困难的群众,送温暖、解燃眉之急非常必要。但从总体上看,群众更需要公平的发展机会、发展环境和保障条件。社会管理者既要送温暖,更要“送公平”,以公平为主线的社会管理必然会得到群众拥护。

  让尊严看得见、摸得着。尊严不是凭空存在着,而是在以下环境中看有无。一是在公共政策中体现尊严,当今社会仍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农村与城市、收入高与收入低等差异,公共政策正是缩小这些差距的有力手段。比如社会保障,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区域的人,都应该分享到社会保障的公平;又如基础教育,无论生活在什么样家庭的孩子,都应该拥有受教育的机会。“让每一个人生活得更有尊严”,正是社会建设加速的着力点。

  二是在管理的严与宽中体现尊严。以城市管理为例,城市管理的最高理想状态是,大家都彬彬有礼、生活富足,按照规则来生活和工作,但现阶段的中国城市还不得不面对尊严的拷问。比如当城市管理与摆地摊为生的小商贩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城市管理秩序至上,还是以人为本至上?显然,在特定的阶段和特定的人群中,后者的尊严高于城市的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管理如何把最困难群体的尊严嵌入进去,值得深思。

  三是在保护私权中体现尊严。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保护,神圣不受侵犯。但客观上看,私权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容易受到忽视和损害。管理者依法管理社会和被管理者依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同等的地位,这一点管理者必须心中有数。

  对风险保持敬畏。不知道哪里有风险,就是不知道如何维护稳定。从社会现实看,哪里的社会情绪积累得多,哪里的社会不稳定风险就高。贪污腐败、机会不公、贫富差距、资源占有、利益受损等等领域或方面,都积累着较高的社会风险。

  当前尤其要警惕决策不当催生的管理风险。社会越多元,对决策的要求就越高,社会越开放,对民主管理的需求就越旺盛。但从管理实践看,不少地方在决策中缺少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动辄拆迁几百万平方米,动辄让数万农民集中居住,动辄宣布新的管理政策,等等。这些决策往往缺少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过程,因此在具体执行中存在不少风险,有的还会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对风险保持敬畏,是社会管理者应有的态度。评估风险不是让管理裹足不前,而是让管理更具科学,更符合民意,更体现活力。

 

望》文章:五大社会管理“跷跷板”

  谈及社会管理问题,基层政府部门最多的抱怨是:办事无“腿”、说话无“嘴”、执法无“权”、调控无“手”。

  从党的十六大确定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方向,社会管理被明确列入政府的目标职能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管理的任务日益繁重,社会矛盾的日趋复杂,使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刚性需求,也在催促着社会管理快点儿“硬起来”。

  然而,原有的社会管理力度却未能同步提升,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跛脚也一直没能跟上。种种发展不平衡、政策法规不配套,导致当前社会管理领域出现了五大“跷跷板”。

  “四无”政府很尴尬

  谈及社会管理问题,基层政府部门最多的抱怨是:办事无“腿”、说话无“嘴”、执法无“权”、调控无“手”。

  办事无“腿”。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地方政府的钱袋子真的是鼓起来了,向市民派送“大礼”的新闻不绝于耳。部门做个经费预算,开个新闻发布会一宣布,便觉大功告成。但是如何让“大礼包”落实到“每一个市民”呢?

  2010年,是广州“亚运年”。政府推出了“健康亚运、健康广州全民健康活动——限盐限油项目”,计划向全市户籍居民免费发放的250万套油壶、盐勺。这些油壶盐勺,很快由生产企业配送到居委会。然而8个月过去,仍有70万套无人认领。可谓“好心办出了糟心事”。

  而后,广州市政府派发亚运交通补贴,户籍居民每户150元,集体户、持有居住证或暂住证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每人50元。吸取了“油壶盐勺”教训,政府反复向社会征集发放法案,最终任务还是落在居委会身上。不过这次学精了,不再“派发”,而是改为居民自行在“上班时间”到居委会领取,且限定了两个多月的发放期限,逾期作废。

  同在2010年,为庆祝特区建立30周年,深圳市政府计划向深圳市民派发1500万张电话卡。最初的发放方案,依旧是由居委会发放。但居委会这条“腿”实在已经扛不起政府庞大的身躯,方案迟迟实施不了。一些网民误认为政府反悔,批评为“不诚信”。最后,还是委托给三大手机运营商办理。但居民必须先向运营商发送手机短信,申报个人资料。最终电话费送出1000万份,只完成计划的2/3

  建立“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政府的豪迈口号。给公众送“大礼”,尚且难以找到高效快捷的“腿”送出去,给公众“添麻烦”的社会管理事务,诸如食品安全、生产安全、消防安全等等,没有“腿”的政府又如何实现“到边到底”?

  说话无“嘴”。管理,先要知晓。基层政府除了一份党委机关报、地方电视台每天半小时的电视新闻以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让千百万群众听到自己的声音。四平八稳、干巴巴地挂点政务信息的政府官网,又怎能在海量网页中突围,吸引到网民的眼球?久而久之,便成了自说自话、沟通困难。

  执法无“权”。法制建设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府行政权力一步步被限制的过程。面对着浩如烟海的社会管理对象,当群众或企业发生违法行为,政府职能部门先发整改通知、不听的就开罚单。“两板斧”用完,而对方既不整改也不交罚款,职能部门往往这样塞责:“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发整改通知,他拒不整改,我们没有办法。”如何在公共权力和个人私权之间界定范围,既充分保护私权又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又给政府出了一道新题。

  调控无“手”。该市场调节的还给市场,但当市场机制失灵,需要宏观调控,政府有什么手段去与市场有形和无形的手较量较劲,纠正市场偏差?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收入分配是宏观调控、缓和社会矛盾的主旋律。在初次分配环节提高劳动报酬所占比例,是中央既定方向。但是,本刊记者采访收入分配问题时,在基层政府听到最多的说辞,却是“政府没有手段”,反反复复一味地强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加大社保投入”,别无他法。

 立法执行差距大

  近年来,我国社会领域立法成果可观。《物权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还有即将实施的《社会保险法》等,都对调节社会群体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有裨益。然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法律越完善、标准越高,客观上导致被侵权者越多,矛盾纠纷、冲突越多,公众对政府的不满也越多。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性和不平衡性背景下,越来越“上档次”的法律法规,遭遇越来越弱的执行力和羸弱的维权。一些有名无实的所谓制度建设、法律建设,反而徒增被侵权群体的怨气,削弱了群众对政府的信心。

  我国的法定工作时间,是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绝不逊色于任何发达国家。但是《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却显示,九成农民工每周工作超时。工人迫于就业压力,忍气吞声。有的在离职后立即通过劳动仲裁、法院申诉讨要加班费,有的则埋下了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

  201091日,广州市开始实行号称“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明确规定,餐厅、网吧、公园、游乐场、机场、火车站、体育馆、咖啡厅,以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条例制订之初,广州就确立了由一个机构综合组织协调,包括市卫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铁总公司等在内的15个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但是多头管理却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真空。声势浩大的立法宣传之后,市民既没见到有谁去制止违法吸烟,更没听说有谁因违规而被处罚。有人调侃道,“一支烟”难倒了15个部门。

  如果说,过去市民们只能肚子里暗骂吸烟者不文明,如今这执行软弱的“严厉”控烟条例,却把市民的怨气怒火引向了政府。

经济社会管理问题联动

  市场经济发展成熟,政府好像可以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了。但是从广东的实践看,社会管理只有主动紧跟经济生活步伐,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国际金融危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看似纯粹的经济事件,最终无一不衍生出社会管理事件:企业停产、减产、倒闭,必然带来职工失业,诱发欠薪;经济复苏,“招工难”接踵而至。物价上涨,收入分配矛盾更加突出,推高加薪浪潮。

  本田汽车系列罢工,富士康系列职工自杀,是2010年广东引起全球关注的两大事件。两大企业危机事件的最终化解,都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和工会的强力干预。尤其是拥有40多万名员工、几成独立王国的富士康,在连续多起职工自杀事件之后,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亲自带队的中央调查组入驻调查。巨大压力之下,资方最终作出让步,除大幅度加薪之外,在职工管理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

  这一桩桩一件件,令“企业经营问题让企业自己去解决”、“政府不应干预企业事务”的时髦观点,再一次受到挑战。在劳动者集体协商制度尚未建成、集体维权行为尚不规范的情况下,政府的这一只手还真的难以放开。

  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是,公安系统是广东各地方政府部门中最早紧盯着经济问题衍生的社会管理危机并及早部署应对的部门之一。国际金融危机刚刚发生,当经济界还在为它对中国冲击有多大而争执不休的时候,广东公安系统已经敏锐地察觉到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社会管理危机。基层干警提前介入,有的通过调查乡村杂货店的食盐销量变化,有的通过调查出租屋租客变化,直观地把握工厂开工情况变化,并对可能发生的欠薪、失业安置等等问题作好应对准备。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难得的执行力,为社会管理的转型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样本。

“精英”群体缺席

  面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有差距,但作为普通市民,你为社会管理做过什么?很多广州人无法给出响亮的回答。尤其是“三高”人群——高官、高知、高管,以及被称为“白骨精”的主流人群——公务员、医师、教师、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记者编辑、企业经营者管理者。

  上海世博会志愿者,被称作“小白菜”;广州亚运会志愿者,被称作“绿羊羊”。这些昵称本身,就透着稚嫩与草根气息。在校大学生,做一些文字资料、指路咨询、端茶送水之类的简单劳动,这是许多人心目中志愿者的形象。然而无论是自家的社区事务,还是城市管理,精英人群的缺席,无疑是当今社会管理中最遗憾、最无奈的一环。

  一些意见领袖、文人墨客,在拿国际先进范例作对比,批评中国文体明星、企业家缺席公益事业的时候,很少把自己摆进去。一些专家学者,可以很起劲地“联名上书”、写博客、发微博,但当政府就某项政策法令、社会管理事务公开征求意见时,却未必愿意“掺和”,认认真真地贡献智慧,除非相关部门专门邀请,或者聘任为顾问,或者购买他的服务,把“公众参与”变成职务行为。

  由于掌握着最多资源的精英人群的缺席,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常常表现为“草根服务草根”。如何提高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水平,真正“管”得其所?是我们每个人在抱怨之余应该认真思考的事情。

  网络民意难吸取

  在网友对被网帖拉下马的官员津津乐道的时候,更多的网络监督事件,汹汹扰攘几天,就淡出网民视野、最终销声匿迹。

  比如深圳住房管理中心被“晒”工资,发帖者挂出包括财务报表在内的连串证据,相关单位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对证据不予理睬,没了下文。

  《晒晒最牛烟草局长的出入境记录》,曝出广东汕尾烟草局局长持有两张身份证、两本护照、近些年共进出港澳65次、一个月吃喝招待费206万元。爆料者挂出了一系列图文证据,包括5张“出入境记录表”,详细罗列其进出港澳的情况。然而除了其上级广东烟草局回应“正在调查”之外,并未见其他执法部门跟进。

  网络之所以具有“眼球经济”的特点,就是源于网民会因一个热点事件快速聚合,又因另一个热点转移而快速解体。被监督的单位,只要给个不咸不淡的回应,“硬扛”几天,网民没有新的证据,没了新“段子”,风波也许很快就会过去。这已经成为一些部门应对网络质疑的有效法宝。

  当网络监督、网络问政被当作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通道,被寄予重望之时,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遭遇相关部门不“接招”,网民如之奈何?最终难免一声叹息。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管理登录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ysb88会员登录网址ysb88会员登录网址委员会  渝ICP备12005631号    渝公网安备 50010702501650号

地址:ysb88会员登录网址ysb88会员登录网址西郊路27号 电话:023-68780354 E-mail:jlpzx68780354@163.com